总有那么一个瞬间，艺术会让我们的灵魂飞升，它超越我们日常生活的琐碎，唤醒麻木的心灵。它带给我们的不再是陶冶和教育，而是源自历史深处的某种热情。人们相信这种艺术品代表着人类精神世界中某种超越地域和时间的价值。贝多芬的《欢乐颂》就是这样的作品，而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贝多芬，也在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的影响下，与这样的形象画上了等号：启蒙运动之子、与命运搏斗的斗士、浪漫主义的开辟者……
沐浴在19世纪欧洲启蒙精神的晨曦中的贝多芬早已超越了音乐本身。年，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在欧洲上演。它既是对欧洲波旁王朝、哈布斯堡王朝、罗曼诺夫王朝所奠定的国际秩序与正统原则的蔑视，同样也是一束把希望与热情投向未来的目光——我们改变的世界，是他们的未来。当十九世纪的欧洲第一次奏响《欢乐颂》之时，司汤达动笔写下《拉辛与莎士比亚》、普希金吟诵《致大海》、海涅要在棺材上放上一把剑，要成为人类解放战争的一位战士。美国音乐史学者哈维·萨克斯的文化史作品《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与年的世界》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群星闪耀的时刻。这些被压抑太久的灵魂相信人类存在某种真理，它们蕴于诗歌、音乐和哲学论说之中，它能使人类的心灵不断上升，告别与生俱来的狭隘与偏见。
《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与的世界》作者：哈维·萨克斯译者：朱明月、丁雅静版本：上海贝贝特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4月
然而从音乐史的角度来说，作为19世纪之子与浪漫主义先驱的贝多芬也是一个不断被构建与收纳进浪漫主义谱系的形象。如果我们走入十九世纪的音乐世界，就会发现贝多芬作品的复杂之处，以及他所埋藏的匠心所在。贝多芬作品的动机性与旋律性的复杂交织，在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间的跋涉，恰恰是贝多芬作为音乐家的魅力所在。而当我们不再以一种刻意的，进入历史与诸神对话的心态欣赏贝多芬的作品时，他的音乐世界会呈现出另一种只属于音乐家的独特魅力。
撰文丨乐正禾
惊喜与回归
翻开哈维·萨克斯所著的《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与年的世界》（后文简称《》），很容易让人产生疑惑——仅凭作者一己之力，以区区二十万字，将人类历史上承载最多光环、内涵又极为丰富的一部艺术作品彻底讲清楚，并且涵盖各个视角，这可能吗？
全书开篇先力图还原作品上演过程的历史原貌，同时又追溯了整个浪漫主义世界在年政治、思想界的断面。对作品各个乐章的音乐细节讲解则放在其后。这样貌似“割裂”的写法，多少会让读者们感到惊奇。
对不同时代的人而言，《第九交响曲》的观感一定是流动而非一成不变的。如果要设身处地探寻年首演时代人们的感受，就必须理解到：这一切基于一种超越期待的惊喜。在相隔太多年的沉寂后，一部贝多芬交响曲于年再次横空出世，这本身已经是意外之喜了。而对作品内容而言，第一个惊喜一定来自第一乐章形式逻辑和表达的观感。经历诸如一年多前的《迪亚贝利变奏曲》等作品之后，多数人印象中“标准而典范”的贝多芬似乎摆脱了“最近变得古怪”的那个贝多芬而回归；第二乐章谐谑曲的音乐主题则是第二个惊喜，任何体验过《第三交响曲》首乐章中表现的痛苦和缠斗，一定无法忘记那种近乎哀号的表达，在《第九交响曲》的谐谑曲乐章中，作为“敌对位置”的d小调段落则并没有那么可怖，它更像一种无法甩掉的伴随物。主题搭建是一些阶梯状的级进，连绵不绝，八度大跳起始组合级进，这也许让当时的听者再次感到：果然是以前的贝多芬啊！多么得熟悉！
位于波恩的贝多芬故居。
第三乐章的位置似乎是对贝多芬惯例范式的改变，因为缓慢的乐章本来通常会处于谐谑曲之前。而用慢悠悠的方式作变奏处理，更加凸显第三乐章的行进缓慢和“略显沉闷”。这个慢乐章经常被后世音乐家用于对贝多芬的晚年心境进行参悟，但对年的听众而言，观感一定显得过于“拖沓”。它的设置其实暗含作曲家很大的心思：贝多芬在刻意制造一种铺垫，以便台下听众听到最后一个乐章突然爆发的“灾难和弦”时，得到第三个惊喜。
这些惊喜真的有资格成为属于晚期贝多芬“浪漫主义时刻”的代表吗？毕竟和二十世纪的我们视角不同，那时人们的欣喜相当程度上建立在“那个曾经的他回来了”。而每一个讨论贝多芬——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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