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渴望效率，甚至赞美效率，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悖论，也就是低效率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刻意的低效率也很有必要。在大多数情况下，效率是好的，但同其他所有好东西一样，它也有可能过犹不及。就如同过量饮水都能致命一样。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效率悖论：如何突破系统困局》，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文作者丨[美]爱德华·特纳
摘编丨安也
《效率悖论：如何突破系统困局》，[美]爱德华·特纳著，肖茜译，中信出版集团年1月。
在20年前互联网兴起之初，我正在写第一本关于技术带来的意外后果的书——《技术的报复》。这本书于年出版，当时我从未想过效率本身可能会成为威胁。事实上，同那些自称为“新卢德主义者”（这个称呼如今也被他们的朋友和敌人共用）的批评者不同，我很早就接受了新技术而且是一个狂热的技术爱好者。我是科学刊物的一名编辑，该刊物在全球范围内招募作者，而且用大学提供的电子邮箱同这些作者保持联系，我早已习惯使用这种方式来联络并约见作者。
作为一位很早就使用电子数据库的研究人员，我发现新的网络浏览器和图形界面进行了受欢迎的改进。作为一个总是修改自己文字的作家，我自里根时代初期使用TRS-80笔记本电脑时，就已经开始使用文字处理软件。一想到重复输入的枯燥乏味和那些乱糟糟的复写纸，我就对自己的打字机没有任何怀旧之情，虽然我也发现由于字符压入纸张的力度和碳素色带从饱和到模糊的不同，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母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图形风格。
我见过也写过新技术的缺点，比如，久坐不动的办公室生活造成的长期背部疼痛和腕部疾病，以及无纸化办公带来的滑稽命运。但我也认可20世纪90年代末期技术乐观主义的很多内容。互联网最初被视为取代报纸和杂志的天赐之物。无论电子出版物是否会取代印刷品，出版商看重的是：它们对能够吸引大量读者的高质量内容拥有无价的特许权，而这正是广告商所梦寐以求的。到21世纪初期，技术本身就成为一种赚钱的广告焦点。我偶尔发现在我的剪报中也存有厚厚的《纽约时报》中关于技术的文章，这些文章得到硬件和软件制造商以及电子销售商的慷慨资助。高效的电子新闻编辑室让一切成为可能。
看起来社会上也有利润丰厚的蛋糕，并且已经被吃掉。亚马逊出现了，但它仍然可以同有利可图的大型连锁书店共存。很难想象亚马逊会威胁鲍德斯和巴诺书店，因为这些书店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用横扫一切的规模和较早一代的技术摧毁了独立书店。机器人的出现并没有威胁就业水平。老式的商业杂志同以技术为导向的新秀《连线》杂志和《产业标准》分享仍然兴旺发达的报刊亭。技术乌托邦作者传播个体赋权的福音，而企业精英则挣到比以前更多的钱。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是经济腾飞的年代，那么20世纪90年代则得益于互联网的高效而成为双赢时代。
算法取代了直觉判断，
过于高效成为诸多问题的一部分
自年起，全新的高效世界跨入了一个不同的阶段。随着年苹果手机的问世，电脑处理速度的快速演变使电子设备不再是人们用完就放置一旁的工具，而成为人们自己及其职业网络的延伸。与此同时，尤为高效的搜索引擎谷歌和社交网站脸书同亚马逊一道，通过为因特网增加一个新的层次——介于公司网站和开放网站之间的平台，改变了电子商务。
电影《摩登时代》（）剧照。
自年起，通过不断提升电子效率来建立乌托邦的梦想开始变得黯淡。那一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有很多根源，但部分原因是，银行家和证券从业人员能够借助技术轻松地管控风险。与此同时，能放入电脑芯片的晶体管数量的增幅开始放缓。这个数量过去大约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这一规律自年起被称为“摩尔定律”（以戈登·摩尔的姓氏命名，他是占统治地位的芯片生产商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但自年起，这一频率被拉长到2~3年。此外，新平台成功吸引了广告商和市场营销人员，却付出了放弃报纸和杂志收益的代价。（广告收入的历史峰值直到网络问世后的第10年即年才出现，当时纸质媒体的广告收入为亿美元，网络媒体为20亿美元，而到了年，这两个数值分别为亿美元和35亿美元。）
当然，面对新的高效网络，有很多成功者，也有很多失败者。在这种网络中，电脑技术——算法——取代了直觉判断。价格竞争的加剧使会上网的客户受益。但对许多经济学家而言，关于更高效的生产与分配所带来的好处能提高公众生活水平的梦想正在褪色。知名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Cowen）和罗伯特·J.戈登（RobertJ.Gordon）分别在其著作《大停滞》和《美国增长的起落》中，进一步阐述了之前与众不同的想法，即到20世纪，“摘容易的果子”的时代已经终结，用今天的标准来看，那些变革性发明的开发成本相对较低。即使在年的经济衰退中，这种乐观情绪也出现了急剧转变，当时计算机科学家和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Kurzweil）重复了他在年的预测，即到年，人们仅花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台能模仿人类大脑运作的电脑。
不仅一些经济学家，就连很多西方国家的公民也对产业和学术精英为中产阶级或穷人提供好处的能力失去了信心。除非这个趋势得到逆转，否则无论哪个政党掌权，全世界的政坛都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数年中动荡不安。因此，现在是时候考虑过于高效是否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了。我认为，我们不需要放弃效率的观念，而需要培养低效的行为方式，从长远来看，这些行为不仅会使技术更有效（完成更多工作），而且会更有效率（使用更少的资源）。
电影《永无止境》（）剧照。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效率的定义。我在这里不会遵循经济学家在技术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方式，否则这将变成另外一本书。我将效率定义为最大限度地生产商品、提供服务或信息，或以最少的浪费处理交易。效率这个词在19世纪得到广泛使用，当时科学家和工程师将效率这一物理概念扩展至人类劳动，即单位能量所做的有用功。
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社会科学家反过来将这一概念扩展至社会所有的投入和产出，实际上也延伸到“社会效率”这一领域，即合理优化人类福利。尽管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很天真，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它不仅植根于技术理想主义，而且还植根于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这一理念的先驱、社会学家爱德华·A.罗斯（EdwardA.Ross）在年因发表反亚言论而被迫离开了斯坦福大学。在后来出版的《社会控制》一书中，他向“躁动不安，努力拼搏，像雅利安人那样做事，怀有令人尊敬的个人抱负，对权力充满渴望，激起自身怒火以及愿意颠覆世界以赢得名望、财富或想要的女人”等行为致敬，但同时担心，这种浮士德式的个人主义如果不受约束就会毁掉社会。
电影《社交网络》（）剧照。
作为一位本土主义进步派，罗斯希望学校利用工业合理化的方法向新一代灌输善政伦理。这种效率意识形态早就消失了，但以较少努力获得更多成果的目标依然盛行。我将把“效率”一词用于所有旨在减少人类完成任务所需时间的技术，无论是购买产品、学习某个主题、计划一次旅行还是做出医疗决定。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在30多年前的年曾说过，计算机已经无处不在，但生产力统计方面除外。如今，除了实际个人收入统计方面，算法效率的优势随处可见。
我对未来不持特定立场，不管我们是否注定裹足不前、不平等是否会日益加剧，或者某种新的超级高效技术是否会使今天的担忧看起来像是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经济学家抱有的那些悲观看法，战后繁荣的技术基础实际上是在抗生素、洗涤剂、塑料以及个人电脑领域奠定的。如果可以对技术预测进行什么概括的话，那就是许多预料中的革命都已胎死腹中，而其他一些原本不起眼的创新则改变了社会。科幻小说也不例外，儒勒·凡尔纳的出版商认为他在《20世纪的巴黎》中对未来进行了最准确的展望，凡尔纳本人也令人难以置信地同意了这一点，于是那本书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版发行。
“机器人带来大规模失业”
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假设
在全球层面上，真正的效率始终很难计算，因为提高效率的某些手段可能会降低地球的总体生产率，比如，化肥和杀虫剂会伤害河流中的鱼类和危及授粉的虫媒。事实上，我们整个工业文明一直在通过碳排放威胁自身的效率。如果对“效率”进行宽泛定义，那么其悖论就将包罗万象。它将回到罗马尼亚裔美国学者尼古拉斯·乔治斯库-勒根（NicholasGeorgescu-Roegen）的生态经济学，他认为世界秩序的衰落——熵的增加——是人类试图挑战秩序的必然结果。气候变化有助于唤起人们对乔治斯库的想法的兴趣，但我把对这些想法有效性的评估留给其他人。
技术专家的个人传统主义可能被视为令人钦佩的实用主义和开明态度，以及在日益自动化的背景下促进就业的力量。这也可以被看作对社会分层的愤世嫉俗的认可：普通品为大众服务，奢侈品为创意创新者服务。（一直以来都存在这种极端情况，而优质中档产品的市场有所萎缩。布鲁明代尔百货店和沃尔玛还有发展空间，但经典的中产阶级百货公司如金贝尔百货公司在年已关门歇业，其昔日的竞争对手也在苦苦挣扎。）这又引出了对技术效率的另一种批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趋势会加剧不平等，从而危及公民生活乃至民主本身。
电影《中国飞侠》（）剧照。
阿瑟·M.奥肯（ArthurM.Okun）的《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出版40年后仍在经济学家中引发争论，并在年由布鲁金斯学会重新发行。可以想象，这个社会既高效又不稳定。硅谷对颠覆性的崇拜最初是建议把权力从寡头转向人民。但现在，这也可能意味着建立一个似乎更难推翻的新寡头政权。在硅谷，房价和公寓租金的上涨证实了经济学家弗雷德·赫希（FredHirsch）的分析，他在20世纪70年代预见，即使效率和生产率继续提高，也会出现一种基于“地位经济”的商品，永远不可能像信息技术产品那样让大众都买得起，就像热门演出好位置的票，或者全球经济中心的公寓，这两者都是赫希所说的“地位商品”。
即便如此，我认为，地位商品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和由此产生的挫折感，并不是反对效率的最佳理由。技术狂热者反驳说，即使贫富差距扩大，亿万富翁攫取了世界上更多的产出，地球上的人民仍然能生活得更好。如果没有像大多数企业那样承担风险和承受失败的动力，情况可能就不会如此。按照这种观点，硅谷有赖于一种看上去低效和浪费的创业文化来最终创造一个更有效率的社会。
电子化效率存在更严重的问题。在技术层面上，安全挑战和黑客威胁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如果对电子交易的恐惧达到了临界水平，那么电子商务可能会受到强烈的抵制，但到目前为止，银行和信用卡公司获利颇丰，它们至少能够忍受将一些欺诈行为作为做生意的成本。同样，20世纪90年代参与性民主的梦想至少因为边缘群体使用网站和社交媒体的能力而陷入停滞，但电子民主主义的捍卫者总是能够提出满怀希望的新倡议。技术评论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Morozov）正确地指出，如果“一个民主管理的社区的审慎承诺”对“不人道的泰勒制（工作方式的组织化）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持反对态度，那么效率低下反而是好事。这并不妨碍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获得超级高效民主的认可。
同样，算法可以有意或无意地根据性别、种族、地理或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进行歧视，但捍卫者却可以说，它可以让违规的程序变得更公平，甚至更有效。算法收集了有关我们，或者至少是我们朋友的开支、旅行、投资、信贷和政治观点的海量数据，每天都有美国人的隐私受到威胁，一些人开始选择不参与网络生活，但迄今为止，无论是身份盗窃还是侵入式营销，都没有造成足够大的破坏，从而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行为。
对移动技术效率的另一种批评指向了它对人际关系的损害，不管是商业关系还是个人关系。美国人至少一直对商业关系没什么感情，甚至在电子商务兴起之前，他们就抛弃了当地的大型百货零售商。虽然许多人，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的父母，在社交媒体对注意力集中和人际关系的影响方面持保留态度，但在硅谷的许多文化中，磨耗仍然是一个特点，而不是一个缺陷。
对于效率拥护者来说，硅谷内外的反对声只是下一轮算法技术能够解决的暂时性问题。“机器人带来大规模失业”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假设，而机器人的倡导者可以指出先前世界末日的预言同样落空了。效率仍然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虽然硅谷的亿万富翁现在面临着更多质疑，但他们并没有失去作为托马斯·爱迪生、约翰·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等美国文化缔造者继承人的衣钵。史蒂夫·乔布斯有时和他们一样冷酷无情，但仍然受到数百万人的广泛怀念，因为他们相信乔布斯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算法不仅可能导致不良后果，
且有可能导致工作浪费和机会错失
现在，质疑效率必须超越效率和有效性之间的常见差异。考虑到击败敌人所需的子弹或炮弹的数量，战争是极其低效的。但由于战争失败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因此，效率低下也会带来有效的结果。反过来说，“清洁柴油”汽车发动机在燃料消耗方面是高效的，但由于它们的排放难以控制，因此不能被认为是有效的。
算法——使计算机硬件能力倍增的编程技术——带来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大多数时候，它们既高效又有效。例如，尽管遭遇了许多成功的攻击，但公钥密码术利用了解析非常大的数字的难度，以确保电子金融交易的安全和互联网通信的总体安全。从长远来看，其他算法可能不仅会危及效率，还会危及有效性本身。也就是说，它们不仅有可能导致不良后果，而且有可能导致工作浪费和机会错失。它们可以被分为以下七个部分。
第一，反偶然性。大多数偶发事件都是不利或中性的，效率使世界变得更可预测。但是，如果一切都尽可能直截了当，我们也会失去邂逅偶然的随机化和生产性错误的好处。传统算法以限制正面影响的高额代价来减少负面冲击，二者密不可分。
电影《社交网络》（）剧照。
第二，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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