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上海市黄浦区，一位父亲背着手拿风车的孩子走在外滩附近的马路上。
在上海滩，海关大楼的钟敲了94年。6月1日零点的钟声格外穿透人心。
当12响浑厚的钟声穿过灯火通明的群楼，越过滔滔不绝的黄浦江时，重回外滩的人们驻足静听。紧随其后的，是汽车疯狂的鸣笛，和人群的欢呼雀跃。在外环，庆祝解封的烟花冲上天空，发出阵阵巨响。脚步踢踏，车轮滚动，连跨江大桥都有些震颤。
这一刻，上海的无数双耳朵等了两个月。
6月1日零时起，上海有序恢复住宅小区出入、公共交通运营和机动车通行。但上海何时能完全恢复，似乎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上海的很多地方，消化过去两个月里积攒的问题，成了当下很重要的事。封控期间未医院，无法治医院，无人照料的租摆植物枯萎待换，新长两个月的头发要剪，关店两个月的损失要补，对这座城市的信心，还要一点点找回来。
最近，上海几个区陆续出现社会面阳性感染者。“疫情反弹风险依然存在。”在6月3日下午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说，“我们仍需时刻保持警醒。”
5月17日，上海市崇明区，庙镇集贸市场自5月16日开始实现“有限开放”，菜摊上摆着西红柿、茄子、青椒等蔬菜。
钟声起，钟声落，悲喜交集
这是自年开埠以来，大上海没经历过的。“她生病了，病得还不轻。”一个市民说。
两个月前，浦东与浦西相继封控，一座集聚万人的城市，不再风云际会、车水马龙、人声鼎沸、酒绿灯红，仿佛一切都停下脚步，唯独海关大楼的钟声照常响起，日夜不停。
3月31日夜晚，一名34岁的保安在外滩遇到了一个喝得烂醉的人，爱喝酒的他想，这也许是那个男人封控前的最后一顿酒。
那一夜过后，这条上海最繁华的街道上，仅剩下像他一样执勤的安保等工作人员。他的目光能透过光秃秃的景观树，和空空的街道，从路这头望到路那头。那些天，他很少在这条街上见到其他人。时常陪伴他的，是海关大楼整点敲钟时响起的《东方红》。
住在虹口区、静安区的一些居民，也能听到黄浦区传来的钟声。“原先，我的住处是听不见的。现在是那么静，静得人心里发慌，静得人心里害怕。”一位虹口区的居民说，每天清晨唤醒他的，不是黄浦江上的船鸣，不是豆浆油条的香味，而是那钟声。
4月，一位生活在上海市杨浦区的年轻人每天定3个闹钟抢菜。在一些小区，几乎从现代生活中消失的“以物易物”，成为一种常态，有人拿出咖啡、酒，换回蔬菜、鸡蛋。
烟、酒、可乐，一度成为奢侈品，也是稀缺品。
4月初的一个夜晚，一名骑手敲着一家玻璃门紧闭的烟酒专卖店，询问卖不卖酒，有人托他买，价钱好商量。在一些开门营业的加油站，销售最火爆的并不是汽油或柴油，而是一条条香烟，排队买烟的队伍常能有十余米，而加油的汽车寥寥无几。
足不出户的日子里，很多人重温了歌曲《上海滩》和电视剧《上海滩》。在网易云音乐这首歌的评论区，一位当时正经历隔离的人留言：“想起上海之前的热闹，看到今天外面的冷清，我也突然想听这首歌。”也有人说：“我已40天没出门，但我仍然无比热爱这座城市。现在阳性病例已突破50万，但每天新增已从近3万降到1万。”
有人祈愿：“上海早日走出疫情阴影。仍愿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
当外滩的那名保安再一次碰到醉汉时，已是5月下旬，两个拎着酒瓶的外国人，摇摇晃晃地从他面前经过。那时，步行街两旁的树已枝繁叶盛，许久不见的烟头又在路上出现了。“好呀！”他感慨，上海快回来了。
5月23日，上海4条地铁线路首先恢复运营的第二天，外滩附近就喧闹起来。一辆老年三轮摩托车疯狂鸣笛，从有少量行人散步的四川中路上疾驰而过。一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坐地铁到南京东路，在略显萧条的街上拍照留念。那时，步行街上的绝大多数店铺尚未开门，只有不多的人闲逛。
“高兴又心酸。”那位教师说，她想念外滩汹涌的人潮，想念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团的演出。
这位上海本地阿姨乘坐地铁回家的路上，遇到一名正要离沪返乡的女孩儿，女孩儿向她倾诉了在上海的遭遇。她看到女孩儿眼里盈满泪水，即将带着行李箱、一盆陪伴多年的兰草，以及对上海复杂的心情离开。那时，离沪列车渐多，公共交通尚未完全恢复，每天都有人步行或骑行十余公里，赶往虹桥火车站。
女孩儿告诉她，自己忙碌半个月才拿到返乡证明和出小区的许可，又历经波折抢到车票，如今手机快没电了，还要在火车站地下车库睡一晚才能赶车。她把自己的充电宝送给了女孩儿。
“希望陌生的异乡人不要对我的城市失望，她只是暂时病了。”她说。
在5月的尾巴上，在院的新冠病人越来越少，上海市“封控区”数量也一降再降。在外滩，偶尔有摩托机车轰鸣而过，把路边骑共享单车的人吓了一跳；一些年轻人带着西瓜、滑板、香槟，走出小区，在苏州河畔的空地上相聚，对饮。
人们开始尝试慢慢回到原来的轨道。
6月1日这天，75岁的上海老人林静秋的第一件事是去儿子家陪小孙子下跳棋，直到傍晚时分才离开去外滩闲逛。这样平淡无奇的自由生活，她已两个月没经历过。她还特意去瞻仰了上海解放后第一任市长陈毅的雕像。她看到外滩像过节一样热闹，十字路口人潮汹涌，黄浦江畔的台阶上坐满了人。
她把外滩比作上海的“会客厅”，看着“会客厅”渐渐恢复昔日光彩，心里暗自高兴。因为外滩，也是她的“老家”。
她的祖辈曾从宁波到此经商，在南京东路附近买房开店，在河南中路弄开过一家寿衣店。她在外滩度过了童年时光，年从上海第六女子中学毕业。她说，如今的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就是在她家老宅旧址上造起来的。
上海解封的第二天，林静秋重回苏州河畔的梦清园公园，与阔别已久的老姐妹相见，并续上了10余年来一直在坚持的晨练。常年在梦清园吹萨克斯、已鬓发斑白的老人带着他的乐器、乐谱也回来了，梳着大背头，戴着金框眼镜，穿着西裤和皮鞋。老人吹了一首在疫情期间传唱颇广的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在苏州河边，她看到穿着布鞋，带着靠椅和午餐的老人，在昌化路桥上放风筝。往年的6月，每逢端午，苏州河里会赛起龙舟，如今只有河水流淌。
不过，上海确实正在恢复，这一点儿，从生活垃圾的处置量上也看得出来。
上海环境物流有限公司徐浦基地承担了上海市市区70%的生活垃圾转运工作。3月，基地的日均普通生活垃圾处置量为吨，4月降到日均吨，日处理普通生活垃圾的最低值出现在4月6日，为吨，等到5月，日均处置量回到吨。
最近，一个高峰值出现了，6月2日这天，普通生活垃圾量达到了吨。与此同时，另一项数据则持续走低。
“疫情可控以后，专项垃圾就在走下坡路。”徐浦基地负责人杨青青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些专项垃圾主要是来自于封控区的生活垃圾。专项垃圾处置量的单日峰值曾出现在4月25日，达到吨，6月2日这天的统计数据显示，已经降至吨。
“回来”的，不止生活垃圾。“打虎”也回来了，6月1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6月2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6起环境污染防治典型案例。“酒驾”也回来了，6月3日，上海交警查了70起酒驾、起客车载货。
当城市重启时，一家上海的园艺公司发现，许多工作等着他们去做。疫情期间，这座大都市里的办公楼、商店等地方，大量的租摆植物无人管理，有的枝枯叶败，有的奄奄一息，有的需要修剪。
在一些林荫道上，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清洗，脚下的路常是黏的。一名环卫工人笑着说，他从没见过街边草坪里的草，像今年一样长到齐膝深。往年春天，割草机一周就会修剪一次草坪，那些草顶多没过脚背。
解封之后，从小区走到街上，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青年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放有一种恍惚的感觉，“过去的这两个月，光看这个街景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但他知道，城市景观的恢复是很快的，有一些东西可能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恢复。
被封控在小区的这个春天，他曾转遍小区，发现蜻蜓、萤火虫、水黾消失了，蟾蜍、青蛙、蝌蚪，少了。而在结束大规模的消杀之后的15天时间里，他又发现了新的蝌蚪，但对空气污染更敏感的萤火虫仍未出现。
从他的团队在上海野外布置的红外相机来看，很多城市公园里的野生动物数量减少了，但它们的活动时间因为人的消失更灵活了，常被认为是夜行动物的黄鼠狼和貉，在白天大摇大摆地出来活动、觅食。
“城市动物跟人的关系会更复杂。”王放说，“很多时候其实是人的活动在支撑它们的存在。”与此同时，他们的红外相机还曾多次拍到流浪狗组成一群，扑击野猫，有貉也曾被流浪狗杀死。
上海解封之后，市民关于貉的投诉增多了，“这些野生动物怎么就这么大胆地到处闯，你们能不能来管一下？”
封城期间，小貉会经历出生、长大、探索城市的过程。而这期间，城市看起来很安静很自然，人和车都少了。但人类提供的食物也在减少，它们被迫到更大的范围去活动，去花园，甚至商业区。
王放觉得，市民需要去理解野生动物。它们也得调整，得回到晚上活动，得重新躲藏起来。“城市并不是一直封成那个样子。”
5月28日，上海市黄浦区，一些年轻人带着西瓜、滑板、香槟，在苏州河边小聚。
病人来，病人去，继续治愈
5月27日，上海交通大医院东院（以下简称：仁济东院）急诊科副主任刘黎结束了闭环管理，回到家中。儿子担心妈妈不过只是回来一下，又要走。当明确妈妈上了班还能再回家时，他开心了。
两个月未见，离开时刚领回的小奶猫已经长大，宠物狗见到刘黎回来时，先是愣了一会儿，而后又亲热起来。
丈夫烧了一桌子菜，鸽子、带鱼、奶油蘑菇汤等，还拍了一张照片发在小区楼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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