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让火车准时运行对穷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比像言论自由和政治陈述这样的事情的作用更大吗？不，答案正好相反。民主可以抑制极坏的经济政策，例如，对财富和资产的完全征用。
阿玛蒂亚·森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经济学家，他因与贫困和福利相关的研究工作而被授予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研究之一是关于饥荒。森的主要发现是令人吃惊的：世界最严重的饥荒不是由粮食减产引起的，而是由于禁止市场自我调节的不完善政治制度引起的。
相对轻微的农业失调演变成特大灾难，这是因为进口被禁止，或不允许提升价格，或农民不允许种植替代农作物，或政策以其他方式干预了市场正常的自我调节能力。森写道：“在那些独立的、选举规范的、有相互批评的对立政党的、无须过多审查就允许报纸自由报道和有质疑政府政策的明智人士的国家里，从没有出现过饥荒。”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通过对大约个国家几十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发现，基本的民主与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有关。然而，再先进一些的民主国家则会带来稍低的经济增长率。
这种发现与我们对利益集团如何促成并不有利于整体经济的政策的理解是一致的。如何解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专家们能够举出其他许多在发展过程中有重要作用的因素：储蓄和投资率、出生率、民族矛盾、殖民历史、文化因素等等。所有这些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才能构造一个好的政策，为什么走出贫困的道路是如此艰难而崎呕呢？就像描述为什么迈克尔乔丹是一个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与真正像他那样打球之间是有差异的。解释什么让富国致富是一码事，为改变发展中国家的现状而开发一项战略又是另一码事。
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当广大人民有文化，并受到良好教育时，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机构要容易一些。然而，良好的公共教育又需要有效的政府机构。我们如何解决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呢？在发展领域中有一则古老的笑话，它说的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些得到赞成而最终又被否定的失败战略：一个农民发现他的鸡死了，就到牧师那里求助。牧师建议农民为鸡祈祷，但是他的鸡仍然死去了。牧师建议在鸡笼放音乐，但是，鸡的死亡数量并未减少。牧师又想了想，建议给鸡笼重新刷上明亮的色彩。最后，所有的鸡都死了。“真遗憾啊，”牧师告诉农民，“我还有更多的好主意呢。”全球的反贫困中心机构是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这个银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布雷顿森林举行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上通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后创立的。这个会议的目标是创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机构（第一笔2.5亿美元的贷款给了法国，以帮助它进行战后重建）。这个银行归个成员国所有，它的资本来自成员国的筹集以及资本市场上的借款。这些资金将被贷给发展中国家，用于那些可能促进经济发展的项目。如果世界银行是世界的福利机构，那么它的兄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一个负责处理国际金融危机的救火部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一个全球合作机构，也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产生的，成员国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作为交换，它们可以在困难时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只要“它们是为了自己和全体成员的利益，为了消除当前困难而进行经济改革”。当某个国家（像土耳其或阿根廷）公开承认自己的金融危机已经很严重了，那么，第一个求助对象之一将会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没有哪个国家曾经被迫接受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贷款或建议。这两个组织的权力和影响力均来自于它们所操控的《胡萝卜”。很少有机构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受到如此多的政治批评。《经济学人》曾经评论：“如果发展中国家每次提议改变‘国际金融机构’都能得到1美元，那么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保守人士指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官僚机构，它们在那些不能让穷国走出贫困的项目上大肆挥霍金钱。
保守人士也争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从一开始就让金融危机更可能发生：投资者之所以轻率地进行国际贷款，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一旦某国出了麻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来救援。在年，共和党领导的美国国会召集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建议精简和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政治圈的另一端，反全球化联盟指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像资本家的奴仆一样行事，强行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全球化，并在此过程中让穷国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该组织的会议导致了暴力抗议事件的发生。
当两个机构于年在秘鲁召开秋季会议时，当地的肯德基和必胜客均预订了防暴玻璃。公平地讲，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并不总是来自富国的拙劣建议。而最好的主意也非常简单，正如这部分所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处理经济的做法，就和吸烟、吃三明治、不系安全带开车一样。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做的一顶关于年全球增长模式的研究发现，东亚经济的巨大成功相对于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的糟糕表现，其差异的大部分可以用政府政策来解释。在此方面，外国援助像其他福利政策一样，提出了同样的挑战。
穷国就像穷人一样，常常有非常不好的习惯。提供援助可能会使其继续保持需要改变的行为。最近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当好政策到位时，外国援助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反之，则没有什么影响——这并不令人惊讶。经济学家们建议，援助应该建立在好政策的基础上，这样会让援助更有效，同时为政府实施更好的政策提供激励。当然，对特困情况漠不关心（拒绝对危机中的国家进行援助）在理论上比实践中容易得多。
最后，世界上许多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富国没有尽力去帮助它们。我认识到：指出发展援助的失败，然后再要求更多的援助，就像约吉贝拉批评餐馆的食物太差并且量太少一样。然而，当有无比强大的政治意愿使他们的境况变得更美好时，境况就会变得更好。但当前，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不是美国公众优先考虑的问题。这里有一个例子。艾滋病正在非洲肆虐。最近的研究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年，在南非40%的成年人死亡是由艾滋病导致的；二十几岁妇女的死亡率比六十几岁的妇女还要高，这被研究者称之为“生物学中的独特现象”。
哈佛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争辩道，世界上的富国应该承担一项综合项目，以对付非洲的艾滋病。萨克斯认为，这个项目将花费每个美国人10美元，正如他写道的，这只值一场电影加一袋爆米花的价格。至今，美国对这种努力所作的贡献远远小于这个数字。
结语
确实，美国对国外援助的总预算只有GDP的1%——只占美国承担能力的一小部分，只有欧洲对外援助的1/3。萨克斯在“9·11”发生很久以前就警告过，美国应该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这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而且，即使是偏远的国家处于骚乱中，它也可能成为世界其他国家产生混乱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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